一九九八年九月，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党政运作研讨会上，老农派立委基于选票需要，强烈主张开放农地无限制自由买卖，不顾党主席在座，现场炮声隆隆。李登辉当即就打断议程舌战群雄，最后落下惊动全场的结语︰“还有十几位立委要发言，我跪下来拜托大家，把观念转过来，有人说要带农民北上游行，我也可以，眼光要看远一点，不要再说了”。

李登辉当年在讲出“给大家跪”的名言时，双膝还作势弯曲状，真是把领导者的膝盖“功能”，营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毕竟，以李登辉当时的地位，既承接著威权时代最后的余绪，同时又是首位民选总统，两种权力来源集于一身，说他是半个强人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这样的权力者，在面对政策遭遇“民意”挑战时，尚且都要说声拜托，甚且不惜口头跪求，可见他的治国手腕。

这是二十二年前的往事，后来我们陆续有了三位民选总统，每位在八年任期中，不免也都面临了不少的异议与横逆，但是似乎再也没有像这样为了平定大局，“能说可跪”、“软硬兼施”的人物了。

二○二○年的尾声，立法院即将以开放美莱猪的表决大战做为终曲，重新回顾这几个月朝野对峙交锋的过程，有著美莱牛开放经验的两党，如今一起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诚实交代二○一二年与二○二○年之所以改变，是非对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件科学可以验证的贸易问题，竟然无法起到带头说服的作用，任令消费恐惧蔓延却束手无策，这真是政治能力很大的倒退。

之所以治丝益棼，与缺乏道歉文化有很大的关系。总结我们的朝野政治人物，好似有个共通点，除了败选，遭到选票惩罚后，才愿意道歉；如果站在台上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要其道歉，不如要他的命。这种权力傲慢，总以为是专制国家的通病，例如对岸的中国共产党，没想到在台湾的政党也感染了类似的症头，不知道这与民、国两党的组织都师法于列宁式政党有没有关系？

中国共产党的死不认错，从毛泽东起，到今日的习近平，可说是两个巅峰。诿过，尚且还知道是过，只是要推给他人而已，特别是死人最佳。例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，要等到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”通过后，才能定调，但是仍然主要推给林彪与四人帮，其次才推给毛泽东的“受利用”，反正都已是死人。活著的时候，绝无过可言，因此连诿过都免了，毛习这类独夫因而活生生上演。

当我们在笑话共产党时，台湾的领袖在如日中天时，除了李登辉曾经愿意表态下跪请求支持，并已证明毫不减损其权威之外，还有谁可以放心“示弱”，以换取共识的创建，以利推进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？有识者盼望到今天，仍无所见。

不认错，最大的伤害就是无法归责对立者。前不久绿营拿出开放美莱牛当年立法院的表决纪录，质疑卢秀燕“昨是今非”，就是最好的例子；此一指控之所以毫无说服力，关键就出在同一份立法院公报上，一样也显示了民进党立委当时都是反对者的立场，然今天他们却鸭仔嘴硬，吝于解释自己“昨非今是”的最大转折理由是什么？当一个简单明了的政策，被搞成糊里糊涂，想靠拖延、含混过关时，怎么可能产生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？

执政党该整队了，这不是苏贞昌一个人的事，报销了一个阁揆，不等于就能打开台美BTA、或者CPTPP的契机。在表决（当然会过）之外，民进党还有很多该做的事，值得把它同步做好，才可能赢得人民的敬重。自由时报1220